不能以思维定式理解绿色发展评论蚤草

不能以思维定式理解“绿色发展”【评论】

7月24日消息：现在，“绿色发展”、“绿色经济”、“绿色增长”的用语渐成气候。但是，像过去“可持续发展”一词被滥用了一样，现在我们要接受教训，准确理解“绿色发展”。

自1992年里约环发大会以来，尽管“可持续发展”一词被使用到了泛滥的程度，但世界经济依然在旧模式下走到了今天，以至于今天我们需要有1.25个地球来维持经济增长。

这是前20年滥用可持续术语而忽视实质性变革的后果。有材料说，第二次里约大会是地球留给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这一次，我们没有权利仍然以自己的思维定式来理解“绿色发展”这样一个攸关人类前途的概念。

绿色发展会有两个版本

虽然刚刚开始接受绿色发展的口号，但是对绿色发展的理解就已经存在着两种版本。一种是将绿色发展简单地等同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保护等活动，而不触及发展模式本身；另一种认为，关键是通过模式变革，把发展从依赖人造资本引向以可更新自然资源为基础。

这两个版本，存在着重要差异：前者只是对传统模式的修补与改良；后者则洞察到问题的根源在于发展模式本身，力主转换发展模式。

只有后者，对于中国今后的发展具有方向性的意义。我们需要认识到，就像先前的可持续发展口号一样，如果只停留在浅薄层面上被动地应对，我国的发展不可能走出资源与环境的约束。

经济增长遭遇两个门槛

未来发展，需要从传统发展模式转向绿色发展模式，这有两个理由，即“生态门槛”和“福利门槛”。

生态门槛的理由在于：当前经济增长的限制性因素已经从人造资本转移到了自然资本，因此必须投资和发展自然资本。这里的自然资本，包括它们提供的各种生态系统服务。

传统发展模式严重地依赖于人造资本的增长，并总是以牺牲自然资本为代价。

自然资本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已有充分的科学依据。1996年，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威克纳格和他的同事提出了“生态基区”的概念，来表明经济增长出现了生态门槛。他们测定了从1960年以来地球每年提供给人类生产和消费的资源及吸收排放物所需要的生态基区，发现人类经济增长所需要的生态基区与地球的生态供给相比，从1980年前后就超出了地球的能力，到现在已经超过了25%左右。也就是说，地球的自然资本从盈余变成了亏损。

在自然资本约束下，经济增长也不可能导致社会福利的提高，这叫“福利门槛”。

西方经济学认为，以GDP为代表的经济增长是社会福利增加的前提条件。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人们对经济增长是否导致福利增加提出了质疑。有生态经济学家研究发现，由于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人类的真实福利并不是随着经济增长而提高。由此产生的“门槛假说”认为，经济增长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导致生活质量的提高。有许多后来的研究都证实了这个假说。

经济增长的福利门槛假说，提出了经济持续增长是否具有合理性的问题。这是绿色发展概念得以建立的一个基石。

发展阶段不同绿色模式不同

鉴于两种国情，有两种绿色发展的起点。一种是发达国家的绿色发展，他们的任务是实现对已有的现代化成果的“绿化”；另一种是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发展，任务是本着绿色发展的原则，实现现代化。

如果我们以当前世界人均生态基区不超过1.8公顷为自然消耗的允许门槛，以人类发展指数超过0.8为实现发展的基本尺度，那么当前世界上的状况大致可以分为以下3类。

高人类发展与高生态基区的国家。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属于这种类型。例如美国1975年-2003年在增加人类发展指数的同时，也增加了人均生态基区。

低人类发展与低生态基区的国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属于这种类型。当前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还不到0.8，人均生态基区是1.6公顷左右。

低人类发展与高生态基区的国家。这些国家虽然有高的生态基区但没有换来高的人类发展。例如巴西从1975年-2003年生态基区已经超过了地球生态容量，但是人类发展仍然属于中低之列。

而倡导绿色发展，是要让所有国家都走上低生态基区和高人类发展的道路，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达到这样的水平。

与传统发展模式受到生态门槛和福利门槛两个约束相对照，绿色发展可以用公式EP=WB/EF=WB/EG×EG/EF来衡量。

其中， EP表示绿色发展绩效，WB表示人类获得的福利，EF表示生产和消耗这些人造资本的生态基区，EG表示由人造资本存量或GDP表现的经济增长。

中国绿色发展是兼具生态-工业文明的绿色发展

实际上，相对于后工业化社会的绿色发展，符合国情的中国绿色发展，应该把继续推进工业发展与今后的绿色发展结合起来，或者是用绿色发展的原则来优化传统的工业发展，这实质上是一个工业的生态文明问题。或者讲，中国的绿色发展，既不应该是沿袭传统的工业经济模式，也不应该是超越了工业化的绿色发展，而是兼具生态-工业文明的绿色发展。

重点发展领域之一是转向可更新自然资产培育和加工的产业，特别是森林产业、草原产业、海洋产业、淡水产业、沙产业和有机现代农业等，逐步减少对那些以不可更新资源为原材料的传统产业的依赖。在这里举个例子，我国一向倡导的“以钢代木”、“以塑代木”的政策，就明显谬误了，而林区推行的“以煤代木”就更加叫人啼笑皆非。

在促进中国绿色发展的操作方面，还需要确立以下几点前提性的认识。

一是中国需要投资自然资本建设。中国需要结合国土整治，把中国的各种自然生态系统建设成为雄厚的、可持续的自然资本，并以各自为基础，延伸加工产业链，让其逐步成为国家经济的一根根顶梁柱。其实，上述每一种自然生态系统，都会形成一个可持续的大产业、大财富、大福利，都可以产生巨额GDP。

二是中国需要关注自然生产率问题。我们必须用更多的可再生资源来替代更多的不可再生资源。由此，必须高度重视土地、能源、水、重要原材料等稀缺自然资本的资源生产率。

三是中国的绿色发展还需要“绿化”工业、城市、建筑、交通等方面。正是这些大规模的物质层面的建设，构成中国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消耗的大户。物质层面的绿色建设和改造，为中国绿色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和空间。

四是如果我国决策的目标仍然停留在是否能够做大GDP上，如果我们没有强有力的政治权威，没有进一步做出绿色发展的制度安排，那么中国的绿色发展是难以实现的。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推进绿色发展，特别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意志，一个国家重点投资的转向，一个自上而下的强力推进。一句话，就是特别需要一个科学和超前的“顶层”。

五是我们还需要发展一个绿色发展的基本文化。首先，必须认识到人类福利既需要来自人造资本，又需要来自自然资本。其次，必须认识到物质规模增长是有限度的。因此，当进行经济决策时，就会考虑自然资本供给容量问题。

六是必须认识到，在物质规模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要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就需要考虑非帕雷托效应的分配，即需要降低过富人群的非基本的过度的物质消耗，为贫困人群提供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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